北京广福观坐落在地安门外大街上的烟袋斜街，紧邻什刹海，曾是一座道家宫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福观建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是一位彭姓太监将自己的私宅改建而成的，由明英宗敕建。广福观建成后，地位迅速提升，以至明代将管理全国道教事务的“道录司”设在广福观中。元代时，全国各地方自行设道教管理机构，明代改为全国统一管理道教事务。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全国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称道录司，归礼部所辖。其职能包括：负责颁给道官度牒，三年一颁；总理天下道人； 统领地方各道官衙门，即府之道纪司、州之道正司、县之道会司。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左、右至义，均各一人，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充任，不支俸。当时，领取一个道士证明要交8钱银子，大体相当于今天的300元人民币。这种管理体制一直沿袭至清末。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道教事务归民政部管辖，但广福观仍有很高地位。上世纪40年代时，广福观住持明慧道长还是华北道教总会的负责人。

广福观建成后，到清雍正年间重修，改名“孚佑宫”。光绪九年（1883年）改建山门，民国后又复称广福观。

民国时期，广福观曾设有“安庆水会”。水会是北京早期民间自发组织的消防机构，一般设于商业密集区域，最有名的当数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独资兴办的“普善水会”，为北京城区最早成立的水会之一，曾参与皇宫灭火，被皇室封为“乌头”。

因为当时房屋多以木料构筑而成，防火功能极差，稍有不慎，容易“火烧连营”，损失惨重，于是各类水会应运而生。水会由当地的一些大商户带头发起，串联附近商铺共同协商成立，选出会首主持会务。随后要制定防火公约，再按铺户大小分等级出钱，以便购置防火器材，雇佣消防人员。水会成立后，会首只是一个名义职务，实际工作都转交当地的商团兼管，并在所辖地段内设一个水会驻地，驻扎值班消防人员和存放灭火工具。例如地安门外大街的“同济水会”，就驻扎在大街偏北路东的一条窄胡同里，当年这个胡同口还树立了一座雕刻极为精致的木制小牌楼，在横额上刻有“同济水会”四个字。这个水会的会首是“通兴长”“乾泰隆”“聚盛德”等殷实商户的大买卖人。在烟袋斜街一片，则由“安庆水会”负责消防。

为了便于日常值班和昼夜巡逻，水会除雇用附近的少数闲散人员为固定消防员外，还要指派本地段看街的人为当地消防员。各铺店要按公约每月交纳一定数目的会费，作为水会的日常费用。水会的灭火工具以水车为主，再配一些挠钩、梯子、水桶、灯笼等。驻会固定人员遇到火情后及时发出火警，用鸣锣方式，立即通知各商铺出人集合，组织人员到现场救火。除此以外，水会还要协助其他地区的救火工作。

1903年，北京城内官办的消防机构成立，名为“消防科”，隶属于京师警察局。至此，北京城区中的水会完成历史使命。

广福观在历史上是个很有名的道观，不仅体现于它在道教事务中的地位上，还体现于它的建筑上。明弘治年间内阁首辅，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东阳就曾写过一首诗《咏广福观》：

飞楼凌倒景，下照清澈底。

时有步虚声，随风渡湖水。

这首诗道出了广福观建筑在什刹海风景衬托下的神采。

广福观坐北朝南，依次有：

山门：山门为清光绪九年改建，山门上有石额，内刻楷书“广福观”，其汉白玉拱形券门上雕刻有缠枝花纹。天王殿位于山门以北。

三清殿：位于天王殿以北，三间。“三清”是道教最高的尊神，故而每个道观都必须供奉。三清殿内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故名三清殿。

三官殿：位于三清殿以北，五间，前有月台。“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亦称“三官大帝”“三元”，为道教较早供祀的神灵。道家经典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大帝的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上古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

吕祖殿：位于广福观西院内。吕祖，即吕洞宾，唐末五代道士，传说他修道于终南山，元明以来称为“八仙”之一，道家正阳派号为“纯阳祖师”，俗称“吕祖”。吕洞宾本来是唐末书生，道家掌故传说，吕洞宾参加进士考试落第，路遇钟离权给了他一个枕头，他枕着枕头睡着后，梦见中了进士，在朝廷为官31年，身居显要、权位煊赫，后来被贬谪外放，路上风雪交加、人马劳顿，正在叹息荣枯无常，忽然梦就醒了，这时睡觉前煮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熟，他因此看破世情，追随钟离权出家修行得道。这个情节最早出自唐朝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就是成语“黄粱一梦”的出处，逐渐演化成了道家传说。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与人合作的元杂剧，写的也是吕洞宾做梦悟道的故事。随着朝代演化更替，吕洞宾成为民间传说中最有人气的人物之一。相传他最后“落籍”岳州，“南极潇湘”，长沙理发业尊其为祖师，金银业亦供奉他为祖师，以为他可以“点石成金”。

法殿

现在，广福观各殿都已不再供奉神祇，而是用作展览，建筑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前几年修缮时，几座大殿内遗留的明清彩绘仍清晰可见。

广福观坐落的烟袋斜街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烟袋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0多米，只有五六米宽。最初，这条斜街叫鼓楼斜街，到清道光、咸丰年间改称烟袋斜街，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清兵入关后，满、蒙、汉军三旗的官员、兵民大多有吸烟的嗜好，烟铺随之兴盛起来。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这条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黑色的烟袋杆儿、金色的烟袋锅儿，生动形象。斜街东口路北有一家“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粗如饭碗一般，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红绸穗，十分醒目。北京曾有“鼓楼前的大烟袋——一窍不通”的歇后语。二是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支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像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原因，人们慢慢称这条斜街为“烟袋斜街”。

斜街的出现与元代修建通惠河有直接关系。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都，布局“前朝后市”，从永定门到皇宫三大殿是前朝，钟鼓楼后是市场。通惠河接通京杭大运河，使南方货船直接到大都的积水潭靠岸，各种商品源源不断供应大都市场。通惠河建成后，积水潭成了港口码头，大米、茶等源源而至，附近船舶如云，商栈林立。为使码头至鼓楼前有一通道，遂在积水潭至鼓楼之间修筑了这条斜街。它解决了交通急需，不但是北京城内最早的斜街之一，也成为当时这一带运输贸易的生命线。

明代以后，北京城市中心南移，通惠河水道开始淤积堵塞，运粮船已不能驶入积水潭。明清两代虽因漕运需要多次疏通河道，然终无复当年之貌，但烟袋斜街基本保留着元代格局和模样，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繁华。

北京人把“西单、前门、鼓楼前”作为传统的商业区，烟袋斜街是“鼓楼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着浓厚的北京风情，整条街上，古色古香的门脸、雕花镂刻的门窗、藏蓝色的大门帘、门楣上悬挂的黑底金字牌匾都出自名家之手。因这里靠近什刹海，过去，夏天水多时会漫上街道，所以许多店铺都有高台阶，现在，当时著名的烟袋铺“广顺号”和“双盛泰”的高台阶还存在。

除烟铺外，这里还有卖毛笔的“文渊魁”、卖酒的“义和轩”、卖烧饼的“柏记烧饼铺”、裱画的“黎光阁”、理发的“西来顺理发馆”、做旗袍的“禄顺兴旗袍店”、卖羊肉的“洪记羊肉店”、洗澡的“鑫园澡堂”等，林林总总，风情浓郁。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里竟是北京西装裁剪的发源地。清末在斜街东口有一家“都不昆西装店”，是当时王公贵族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标志，也说明当时烟袋斜街是王公贵族经常光顾的商业区，因为平常百姓那时还接触不到西装这类高档货品。

在民国时，烟袋斜街称“小琉璃厂”，为什么呢？因为什刹海周边都是王府，清灭亡后，王公贵族失去经济来源，常常变卖家中古玩，这里离王府近，交易方便，于是兴起了许多古玩店，经营古玩的宝文斋、敏文斋、绣古斋、抱璞山房等纷纷落户斜街。继琉璃厂之后，这里成为又一个古玩交易中心，所以称“小琉璃厂”。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当时宫中有的太监就在烟袋斜街开设古玩店，货源都是盗自宫中的文物。

现在广福观为什刹海历史文化展览中心。这是一座面向大众开放的街道博物馆，什刹海的前世今生通过实物展品、数字沙盘、手机AR等手段，向游客娓娓道来。展览以“没有什刹海，就没有北京城”为主题，用广泛征集来的百余件展品及多媒体展示手段，形象直观地将什刹海的地理形胜、人文古迹、历史底蕴、民俗风情展示出来。游人徜徉其中，可以沉浸式感受什刹海积淀已久的运河文化、王府文化、园林文化、非遗文化、四合院文化、名人文化、老字号文化等。

同时，这里也是什刹海地区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心。街道利用古建筑，专门布置了文化大讲堂、书吧、居民历史口述室等文化活动空间。

来源|中国旅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