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陈垣的北京足迹
今年是史学大家陈垣（1880-1971）诞辰140周年。他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教育家。陈垣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甚至也没在国内大学读历史系的经历，但他凭自己的刻苦自学，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以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上世纪20年代，陈垣的史学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问世，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在自己著书立说的同时，陈垣还积极投身教育工作，1926年他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四十余年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租住西安门大街
与英敛之结为知己
陈垣，字援庵，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人。1880年11月12日，他出生于一个药材商的家庭。早年他在广州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参与筹办进步报刊《时事画报》，主编《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辛亥革命后，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众议员。1913年初，33岁的陈垣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会议，从此便定居北京。在他91岁的人生中有58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北京留下了诸多印迹，这些印迹也成为了解他一生的另一维度。
陈垣在北京的第一处住所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当时的国会就在象来街上（也有材料称是在宣武门内抄手胡同53号），他在这里住了8年。后来搬到西安门大街65号，住了近6年。这十多年，在陈垣的生命中是极为重要的岁月，这是他转向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初到北京，陈垣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全国税务处等机构任职。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他任命陈垣为教育次长。当时的部长是黄炎培，因为黄炎培未到职，陈垣便代行部长职务。年纪轻轻已是“部级”高官，按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陈垣的前程或许不可限量。但军阀混战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陈垣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情况：“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1922年5月陈垣辞去教育次长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史学研究和学校教育中。其实，早在他任教育次长之前，陈垣就已经投身教育之中。
当他还在广州时，年仅18岁的陈垣就做过一家学堂的“小先生”。他开讲头天，就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1906年，他还在新会郊外的一所小学教过半年书。在这个学校，他什么课都教。陈垣曾在回忆录这样说，“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
1908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的开始。有趣的是，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和其他董事一起，给“陈垣”签发了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
1920年，华北地区大旱，灾区青少年大量失学。陈垣和叶恭绰等友人借西直门内大街的民房，成立半工半读的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自任园长，收容了两百多名孤儿。后来，他又在西城火神庙创办平民中学，他兼任校长，招收家庭贫困的小学毕业生免费入学。1921年陈垣将孤儿工读园与平民中学同时迁入西四西帅府胡同原教会学校“萃文学校”和“萃真学校”校址，仍以免费或极低的学费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受到贫苦市民的欢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平民中学在这里办学30年，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校名一直沿用至今。西帅府胡同在1965年改称西四北二条胡同，如今第四十一中学在胡同路南58号。
在投身教育时，陈垣并未放松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这一时期，英敛之（1867-1926）对他的帮助极大。1917年春，陈垣准备写一部中国基督教史，他到处搜集明末有关中国基督教的文献书籍。后来他通过英敛之的《言善录》一书，知道英敛之藏有很多明末中国基督教的书籍，陈垣便前去借阅，从而认识了对他的一生有重要意义的师友：英敛之。
英敛之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天主教领袖、教育家和慈善家。英敛之一生办了几件大事，影响深远。其一是1901年他在天津筹办《大公报》，次年6月创刊，英敛之担任总经理前后达10年之久。英敛之经常亲自撰写评论，讥讽时弊，伸张正义。《大公报》还屡次倡导社会公益活动。1907年江南水灾，《大公报》发起募捐，筹银11469两，全部赈济灾区。
1912年英敛之辞职返京，退隐香山，办了第二件大事，即办慈善事业。他先后任慈幼局长，主持收养受水灾儿童的各项救济工作，参与香山慈幼院的筹建与领导工作。1919年，英敛之筹办辅仁大学，他租用涛贝勒府作为校址，成立辅仁大学预科：辅仁社，英敛之任社长。在他的辛勤操办下，辅仁大学预科顺利开学。
当时，西安门大街路北103号一座临街的二层小楼，是英敛之购买的一处房产，楼上原悬挂着一块很有意思的横匾：“且住为佳”。这是英敛之为自己的住所题的名，并亲自撰写了《且楼记》。小楼上下各三间房，二层为英敛之的书房兼工作室。三间房藏满书籍。楼下两侧为卧室，中间是会客室兼餐厅。
陈垣慕名而来，英敛之得知他准备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非常热情。英敛之将自己所藏的相关书籍资料供陈垣研读，还把辅仁社正在探讨的问题提出来与陈垣一起探讨。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元代“也里可温”考，这也正是陈垣极感兴趣并正在探究的题目。
在《元史》中，多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五六百年来无人知晓，也无人探究。直到清道光年间才有人指出这个词可能是指基督教。光绪年间，状元洪钧根据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指出，蒙古人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是仿效阿拉伯人。但他们都语焉不详，更没有进一步的考证。陈垣研读了丰富的有关问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写出《元也里可温考》。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日史学界的重视，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
此后，厚积薄发的陈垣不断有史学论文、学术专著发表，他逐渐脱离政界，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后来，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陈垣和英敛之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宗教、慈善和教育等诸多问题。1917年后英敛之常住“且楼”，几年后，陈垣也搬到了西安门大街。两人住得更近了，交往也更加方便，陈垣成了“且楼”的常客。英敛之一开始就很欣赏陈垣的学识和才华，接触久了，他更赏识陈垣的人品和见解，他甚至决定将自己创办的辅仁大学交给陈垣。1926年1月，英敛之病逝于“且楼”。受英敛之生前的托付，陈垣出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不负重托，为辅仁大学发展竭尽心力。上世纪80年代末，“且楼”保存完好，但现在已经过翻建，是一处银行营业用房。
英敛之逝世后，陈垣于1927年初搬到翊教寺街（现育新胡同），创办了翊教女子中学。在此居住期间，陈垣除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外，还担任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委员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9年他又搬到了丰盛胡同18号。
1937年陈垣与胡适
住米粮库胡同
与胡适交往颇深
1932年8月，陈垣搬到了地安门内大街米粮库1号。地安门内大街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至景山后街，因位于地安门内而得名。明代时这里是内宫衙署，大街西侧是内宫监，东侧是尚衣监、司礼监、巾帽局、针工局、安乐堂等。明代，普通百姓不得随意出入这里，更不许老百姓居住。到了清末，朝廷对皇城管制放松，逐渐允许百姓在这一带居住，这里的衙署变为胡同与民居。
米粮库胡同东侧路北有一处大宅院，这是北京史地学家陈宗蕃（1879-1954）的故居。陈宗蕃于光绪三十年（1904）考中进士，光绪末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法政、经济，毕业回国后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中华懋业银行北京行经理、北平市参议员等职。
1923年，陈宗蕃在米粮库东口路北置地十余亩，自行设计，建成一座花园式住宅，取名“淑园”。淑园的东墙是一段高大的黄瓦红墙，即内皇城墙。因为在1927年，当时的内务部要拆卖这段皇城墙，陈宗蕃出资买下，这段内皇城墙因此得以保留至今。在淑园居住期间，陈宗蕃完成了最重要的著作：《燕都丛考》。它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专著，此书参考了大量资料，仅引用书籍就达205种，陈宗蕃还亲自踏勘、调查，因而所述真实可靠，是研究近代北京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近些年还一再重印。
陈垣1932年8月搬至陈宗蕃这座宅子里，借住在淑园南房，另一位著名学者傅斯年1930年至1933年借住淑园北房。差不多同一时期，胡适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在胡同的3号院中还住着新婚不久，从国外归来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条胡同一时间名人荟萃。
胡适比陈垣稍早，约于1930年底住进米粮库4号，而且一住7年，是胡适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宅。
陈垣与胡适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相识了。1922年2月10日，胡适曾在陈垣创办的平民中学发表演说，题目为“学生与社会”。胡适还为该校创作校歌，歌词发表在《新青年》9卷6号上（1922年7月）。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任编辑部主任。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发刊宣言》，同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垣的《火祅教入中国考》。此后在《国学季刊》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上连续有陈垣的学术文章发表，成为《国学季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段学术交往，使两人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两人先后住进米粮库胡同后，交往的机会增多。但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两人通信也很频繁，或许两人都是学者，认为通过文字探讨问题更为顺畅吧。仅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中，两人围绕《四十二经》的问题，往来信件就达8封之多，这是一场有关方法论的生动有趣的辩论。经过反复精彩的辩论，两人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能一致的地方，经过辩论不断补充论据，使各自的观点也更加严密。在此前后，两人还就语言学、校勘学等问题通信研讨。
1937年，陈宗蕃将宅院卖掉，迁居地安门内大街路东的北月牙胡同，米粮库胡同的这座宅院后来被改建为“清源医院”。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当天，陈垣搬至南官坊口胡同20号（1965年改名为南官房胡同）。胡适也于第二天南下，后又去美国。两人天各一方，但通信联系并没有中断。
陈垣只在南官坊口住了十四个月，于1938年9月底搬到了李广桥西街，即现在的柳荫街。在这里居住不到一年，陈垣终于买了一所房子，结束了频繁搬家的状况。
住兴华胡同 拒绝与日伪合作
1939年7月16日，陈垣搬入他购买的兴化寺五号院，此后再未搬家，直至逝世。在这个小院中住了32年，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所。
兴化寺街在地安门西大街以北，西起德胜门内大街，东至龙头井街，旧时因街中有兴化寺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按谐音改称兴华胡同。现在的陈垣故居是兴华胡同13号。
关于这座故居，陈垣的孙媳曾庆瑛在《陈垣和家人》一书中有过描述，这座院子东临什刹海，西距嘉兴寺不远，南行马路对面就是北海后门。院子门前原有一对石狮。进入大门，影壁迎面而立。向左行，就步入这两进院落的前院。院子的东西厢房各三间，西厢房就是陈垣的书库。他四万多册藏书，大都是线装书，整齐地码在书箱上，书箱则放在书架上，书架一排又一排，因为书太多，两排书架之间的空间很窄，陈垣戏称为“胡同”。他对自己的藏书非常熟悉，有时要查某书，会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的第几架第几箱去取，从来没有出错过。北屋有五间，正中的堂屋，是陈垣的工作室，有时也做会见客人的地方。室中有一块匾额高悬室中，匾上四个大字为“励耘书屋”。题字者正是英敛之。励耘是陈垣父亲陈维启的号，陈垣将自己的书斋取名“励耘书屋”，一是表达对父亲的怀念，同时也是勉励自己要努力在学术上耕耘。
这个时期，辅仁大学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经常到陈宅看望陈垣，请教学问。前院的南房就是他们会面的地方。时间长了，有些人就戏称他们是“陈门四翰林”或“南书房行走”。这四位中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是：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
搬入这所院落后，表面上看陈垣的生活安稳平静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北平已落入日寇的魔爪，祖国已在危难之中。
上世纪20年代他脱离政界，以为从此可以不问政治，专心学术。但严酷的现实，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他再也不能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在整个北平沦陷期间，他坚决不与敌人合作，不任伪职。敌伪开始想拉拢他，要他担任“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是敌伪的最高文化团体，他坚决拒绝。不仅如此，他还以自己擅长的史学研究为武器，对侵略者、汉奸进行口诛笔伐，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发展“有意义之史学”。他撰写了一系列表彰民族气节、抨击日寇汉奸的史学著作。他有意选择了明末清初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全祖望大力表彰明末抗清义士的《鲒埼亭集》作为教材，向学生们介绍爱国思想。
陈垣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发挥了史学的社会作用，激励了敌占区和后方知识分子的抗战热情，他的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高度，得到了学界的很高评价。语言学家沈兼士赋诗赞曰：“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两所大学的掌门人
还在西安门大街居住时，陈垣就是辅仁大学的校长，搬到兴华胡同后，陈垣更是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离胡同一步之遥的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位于定阜街上，它在兴华胡同以北，东西走向。明初大将徐达镇守北平时，府邸就在这条街上。“靖难之役”中徐达三子徐增寿立有战功，朱棣建都北京后，徐增寿被封为“定国公”，承袭了父亲的府邸，因而此街称为定府街，后按谐音改称定阜街。
清代，整条定阜街主要被两大王府占据着，西边是庆亲王府，东边是涛贝勒府。涛贝勒府的府门开在柳荫街27号，这里原是康熙第十五子允嵎居住的愉郡王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于此府，称涛贝勒府。载涛曾任清禁卫军训练大臣，主持军咨府。民国年间，载涛一直被视为皇族领袖，1949年后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1925年，载涛将贝勒府租给罗马教廷天主教会，作为创办辅仁社（大学预科）的校舍，1927年更名辅仁大学，取《论语》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
1929年，辅仁大学在涛贝勒府南部的马圈和花园前空地上筹建主楼。陈垣主持扩建工程，他高薪聘请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和建筑师格里森担任设计（也有资料记载设计师为美国建筑师墨菲，他曾设计燕京大学）。
格里森应邀到北平之后，并不匆忙设计，而是花了数月时间查寻中国北方古典建筑的原始材料，研究故宫等古建筑的特色。最终，主楼设计为一座中国宫殿式城堡，并以两层楼围合成封闭的院落，东南西北四角各矗起一座三层的角楼，整座建筑中轴线明确，完全对称，体现了中国皇宫的庄重森严的气势。在主楼正立面上，还使用了许多中国古典建筑的细部做法，如汉白玉的须弥座、红色雕花的木制窗框、大门墩柱上蹲伏的石狮等，构成中国宫殿的缩影。
如今，辅仁大学主楼保存十分完好，透过建筑外装有石狮造型的镂空铁栏杆，仍可感受到当年设计的良苦用心和做工的精致。如今许多大型建筑辞书都把辅仁大学主楼列为中国近现代名建筑。
辅仁大学当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合称“北京四大名校”。日寇侵占北平前后，北京的国立、私立大学纷纷迁往大后方，唯有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因教会背景，仍坚持在京办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也被迫停办，辅仁大学成为北平唯一一所未被日伪接管的大学。陈垣作为校长，在勉力维持教学的同时，大义凛然，闭门谢客。他坚持“不与敌人合作”、“不任伪职”、“不悬伪旗”的三不原则，始终坚持行政独立、学术自由的原则，使辅仁大学成为日寇统治下北平的“抗日堡垒”。
抗战结束后，陈垣没能在胜利的喜悦中沉浸多久。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很快挑起了内战，陈垣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对他们不再抱任何幻想。1948年底，国民党派飞机接陈垣和一些知名学者南下。不过，陈垣毫不犹豫选择了留在北京。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陈垣七十岁。一个崭新的社会展现在他面前，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中。1950年10月，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管。陈垣在与教会代表争夺教育主权的斗争中立场坚定，配合政府，使辅仁大学成为第一所收归国有的教会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合并，陈垣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已进入晚年的陈垣挑起了这副重担，为建设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竭尽全力。
陈垣一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1959年他在80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陈垣以91岁高龄病逝。陈垣逝世后，后人按照遗嘱，将他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
如今，辅仁大学旧址是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仍在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陈垣在兴华胡同的故居是辅仁大学校友会的办公处，院中竖了一座陈垣先生的雕像。北屋是他的生平陈列，悬挂着他不同时期的照片，供人们观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