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什刹海——“最后的贵族”张伯驹
在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有一座并非标准，而是由南北两排平房组成的“非典型四合院”，这里就是集收藏、书画、诗词、戏剧为一身的一代艺苑宗师——张伯驹先生后半生的居所。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年生于河南项城。因伯父张镇芳膝下无子，张伯驹便被亲生父亲过继给了张镇芳。张镇芳是袁世凯表弟，清光绪进士，是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曾主办过开滦煤矿，晚年创办私家盐业银行，富可敌国。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张伯驹，可谓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而他自幼天性聪慧，7岁进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而且过目不忘，一本《古文观止》倒背如流，被人称为“神童”。20多岁时，他因为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贪污腐败的风气，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就丢掉表叔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的职位，回家专注自己的爱好——书画文玩、艺术收藏。
张伯驹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满清皇族溥侗和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这位身世显赫的“民国公子”：“他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
作为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富二代”，他却丝毫未沾纨绔子弟之气，生活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尽管生活极为朴素，但张伯驹却对收藏书画名作一掷千金。1926年，他在北京琉璃厂无意中看到了康熙皇帝手书的“丛碧山房”匾额，心生喜爱随即买下。从此，开启了他收藏保护中国古典艺术作品的毕生之路。
民国初年政治动荡，许多人借着贩卖各种古玩文物发家致富，张伯驹敏锐意识到了乱世对文物的危害。1936年，当听说溥心畬将唐代名画《照夜白图》售卖给美国人后，张伯驹痛心疾首。
当听说溥心畬还有意售卖西晋陆机所书的《平复帖》时，张伯驹马上派人向溥心畲洽谈收购“中华第一帖”。溥心畬开出了20万大洋的天价，即使是富贵出身的张伯驹也感觉到了巨大压力，但他锲而不舍、拖住溥心畬不让他卖给外国人，一直到1937年，由于母亲病逝急需用钱，最终溥心畬才将《平复帖》以4万银元卖给了张伯驹。
听说《平复帖》被张伯驹购得后，日本人找到了他，表示愿意以20万银元的高价收购《平复帖》，张伯驹坚决拒绝。他说：“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民国乱世中，许多富家子弟纸醉金迷、坐吃山空、挥霍度日。然而，张伯驹却选择了一条保护民族文化的艰难道路。为此，他不惜耗尽家财，倾力收藏了晋朝陆机《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宋朝范仲淹《道服赞》等中国古代顶级书画名作。
对此，同时代人很不理解，都称张伯驹是“张大怪”。对于别人笑他为何不惜售卖祖宅，倾尽家产地收藏这些艺术品，却从不转手倒卖牟利时，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什刹海后海南岸，掩映在一丛绿树背后，是一扇红漆大门。在这扇大门之内就是新挂牌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居所。1952年，张伯驹搬离了承泽园后，买下了后海南沿这座小院。
正是居住在这座小院期间，张伯驹将他毕生珍藏的八件珍宝（分别是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卷、宋代吴琚的《诗帖》卷、元代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以及元代俞和的楷书）无偿献给了故宫。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多数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而张伯驹捐献的这八件国宝，使得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整整增加了一倍之多。为表彰张伯驹对于民族文化保存的卓越贡献，国家提出奖励他20万元，但都被张伯驹拒绝了。他说自己之所以倾家荡产收藏这些书画珍品，乃是为了保存延续民族文化，而非为了名利，否则他曾有无数的机会利用这些顶级珍品牟利自丰。
其实对于收藏的初衷，早在1932年他就曾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民国四公子”中，袁克文42岁就郁郁而终，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溥侗加入汪伪行列，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气节、名士风度、名士做派和名士传统。无论潮起潮落，他始终温雅自如、淡泊以待。“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可以说张伯驹先生，就是中国古典时代里“最后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