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末代摄政王的退休生活
1912年12月6日，未满30岁的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退归藩邸。当日回到家中，他语气轻松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清室风雨飘摇之际，身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归政后还是被裹挟在逊清皇室的系列大事中。
宴请孙中山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进京。9月10日，他亲赴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拜访载沣；载沣则代表逊清皇室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一行。
孙中山抵达时，载沣亲自迎入王府中路的“宝翰堂”会晤，这里是载沣白天办事和休息之所。巧合的是，西路的醇王府花园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京居所。据潘怡先生所著的《记溥任先生》一文，此番会晤进行了约一小时，气氛颇为融洽。
孙中山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之后，孙中山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孙中山先生说：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极其难能可贵，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
告别之际，孙中山特意将一幅有自己亲笔题字的照片赠送给载沣，题字为“醇亲王惠存，孙文赠”。载沣长孙金毓章退休前曾任北京市东城区副区长、北京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他在回忆录《生正逢时》中透露：1952年载沣去世后，这张照片上交给了国家。
9月11日，逊清王室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黄兴一行。那家花园即原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府邸，东西范围从今北京东城区金鱼胡同东口到现在的华尔道夫饭店东墙，南北是从金鱼胡同到西堂子胡同。占地约二十五亩，园内有座乐真堂戏楼，声光电齐全，当时属于新式建筑。又因地处市中心，遂成清末民初名重一时的达官贵人宴舍之所。
逊清皇室为何要招待孙中山，又为何要选择在那家花园宴请孙中山？
2003年6月，中国书店拍卖了绍彝写给其弟绍英的25封书札。绍彝曾任清民政部右丞，官至三品，清帝逊位后，他奉母避居天津，绍英时为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这些信札透露，逊清王室之所以出面宴请孙中山这位昔日清廷的头号通缉犯，是庆亲王奕劻等避居天津的皇室要员商议的结果。
他们认为，孙中山北上后深得社会各界的欢迎，出于皇室和旗族长远利益考虑，应由溥伦代表载沣出面招待。至于地点，则在城内或借那宅均可。绍彝还提醒绍英：为节省开支，可参照总统府或外务部的标准而不必仿照御膳标准接待孙中山，“若用膳房菜品，此次开支又不得了”。或许觉得此事传扬出去有损皇室颜面，因此绍彝在信中强调“此条千万不可对外人言也”。
奕劻等的意见主导了此番对孙中山的招待。尽管头一天孙中山曾亲临拜访，但第二天宴请时，载沣还是托病未出席，按先前所约定，由溥伦出面接待。在祝词中，溥伦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希望在孙、黄等的斡旋之下，今后逊清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
此次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并未发言，而由黄兴代作祝词，将隆裕太后比作女中尧舜。在随后的餐叙中，孙中山则表示《清室优待条件》当永远履行，与民国相始终。
1924年底，孙中山抱病第二次进京。清宫档案记载，孙中山此番进京后，载沣“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自己前往醇王府答谢。载沣亲自接见了马超俊，表示本应在孙中山晋京之日即亲自登门问候，只是听说孙中山“清恙尚未复原，未便造次”，盼望中山清恙早日告愈，协同执政段祺瑞认真整理中国，打造富强之邦。
操持逊清皇室事务
1913年2月22日，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病逝，丧礼实际上由载沣主持。绍英在日记中记载，隆裕脉绝后，他和另一内务府大臣世续赶忙给载沣等打电话，请其进宫主持丧礼。至于公布隆裕逝世的“谕旨”，也是由载沣阅定。之后，再呈报袁世凯总统府。
隆裕去世后，由谁来照看年仅7岁的溥仪并主持后宫事务？
当初溥仪入宫，是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用溥仪的话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隆裕根本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就是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隆裕去世当日，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载沣等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溥仪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清室本已商定，由同治的瑜、珣、瑨三妃和光绪的瑾妃轮流照看溥仪，但袁世凯的干预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2月22日，隆裕病逝，12天之后的3月6日，荫昌、段祺瑞即送来袁世凯给醇亲王载沣的公函，提出由光绪的瑾贵妃负责照看皇上、主掌后宫。经载沣与载涛、毓朗、载泽等商议，清室接受袁世凯的安排。3月12日，溥仪下旨，由被尊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主持宫中事务。
至此，隆裕逝世后留下的后宫权力真空得到填补。而据《绍英日记》，事件始终活跃着载沣的身影——皇室开会讨论袁世凯来函，是由载沣召集并主持；呈报袁世凯遵照办理并致谢忱的信，由载沣审定。这表明，尽管载沣已经退居藩邸，但作为溥仪的生父、作为曾经的摄政王，他在皇室事务中依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力。
1915年，忙于称帝的袁世凯与逊清皇室做了交易。简单说，清室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则承诺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这年10月，袁世凯派“登极大典筹备处”成员江朝宗前来，通知内务府大臣世续清室优待条件将保持不变，清帝暂时不会搬出紫禁城。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乙卯”即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12月16日，袁世凯还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将跋语予以公布，并表示将来制定宪法时会把原来的各项优待条件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外，为了笼络清室，袁世凯还有将女儿许配给溥仪做皇后的想法，曾亲口对前往提亲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说，等登基大典完成、国体改定后，当为办理。
袁世凯的种种心计，换来1915年12月13日逊清皇室的一个正式公文，公文中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运动优待条件入宪
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忧惧交加，于1916年6月6日因膀胱结石加重而去世。与逊清皇室互为通婚、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的许诺，也就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于1916年8月间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运动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1917年1月15日、农历小年前一天，逊清皇室在那家花园宴请170多位民国议员。此番，载沣亲自出马，并请来徐世昌帮忙关说，“请将优待条款加入宪法以为保障、永远有效”。觥筹交错之间，议长汤化龙等即席表态支持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在宴请议员的同时，载沣还暗中活动，运动副总统冯国璋等支持将清室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黎元洪出任总统时，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为了保住自己在江苏的地盘，冯国璋并未前往北京赴任，而是于1916年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2月，为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国璋进京。
《醇亲王府档案》中收录了禁卫军守备队队长索仁（即索崇仁，曾任禁卫军标统，相当于团长）3月1日写给醇亲王载沣的一封信。根据信的内容可知，载沣曾托索仁秘密打听冯国璋来京的目的，同时想探知冯国璋对于清室优待条件存废的态度。
堂堂醇亲王为何要找一个守备队长打探消息呢？原来，此番冯国璋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这也难怪，宣统时期，冯国璋就是禁卫军总统。禁卫军可谓其旧部，知根知底，自然放心。而且，索仁看来也颇受冯国璋信任。据《冯国璋年谱》，冯国璋1917年2月23日抵京，在京逗留至3月11日。2月25日，他就派索仁代表自己去紫禁城向溥仪行礼。
冯国璋和清室素有渊源：当年清廷创办陆军贵胄学堂，主要招收满族亲贵为学生，载沣、载洵等96人作为第一批学员入校就读，而当时的学堂总办就是冯国璋。据《醇亲王府档案》所收录索仁转来的冯国璋写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信件，冯国璋明确表态支持将清室优待条款写入宪法、切实加以保障。
只是因国会在制宪问题上分歧很大，不久又发生张勋复辟，黎元洪主导的这次制宪工作无果而终，逊清皇室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的愿望又告流产。
反对溥仪满洲称帝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对清室优待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宣布废除溥仪皇帝尊号，并令溥仪立即迁出紫禁城。仓皇出宫的溥仪，临时住到醇亲王府。
溥仪被驱赶出宫，事发仓促，自然引起载沣极大的恐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他（载沣）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为与位于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的醇亲王府相区别，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被称为“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
不久，段祺瑞、张作霖联手，冯玉祥被迫通电辞职。在郑孝胥、金梁等前内务府大臣主张或躲入东交民巷，或出国“借外力谋恢复”时，载沣等王公大臣“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为此，他禁止鼓动溥仪立即出洋的金梁进王府；每逢有靠不住的人来访溥仪，载沣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也因此使得主张出洋的罗振玉无法和溥仪说话。
今天看来，载沣的政治经验无疑要比金梁、罗振玉等人更丰富。但只有18岁的溥仪年幼无知，借机离开了醇亲王府，躲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卵翼于日本保护之下。
溥仪躲进日本使馆之后，载沣曾去劝其回王府，但溥仪未同意，而是于1926年2月23日晚逃往天津并入住张园。此后，载沣虽时常前往看望，但对溥仪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日本人对溥仪的影响日益增长，溥仪甚至逐渐为日本所控制。1934年3月1日，他在长春“登极”，成立日本傀儡政府——伪满洲国，第三次做皇帝，直至1945年为苏军俘虏。新政权成立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直至1959年被特赦。
天伦之乐与王府沧桑
对于溥仪第三次“称帝”，载沣非常反对。他再三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不参与伪满洲国的公事，不到伪满洲国任职。
1934年7月，51岁的载沣曾作为父亲前往长春看望溥仪。回来后，除了期间短暂居住天津，他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居住在北京的王府。严格说来，从这时开始，载沣才真正过上了“退休”生活。
其第四子溥任说：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期间，载沣对天文、地理两课最感兴趣，醇亲王府里就有一个他向别的王公借来安放在府里的日晷。他在家中购置有星球仪、地球仪、三球仪、天文望远镜及天文、地理挂图和多种书籍。有日食或月食的时候，他用蜡烛熏黑玻璃片作为观测工具，兴致勃勃地带领孩子们观看。他详细记录日食、月食的发生情况，并附有工笔图形，同时写下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他在日记中还记载有关“哈雷”彗星的实地观测情况。夏夜乘凉的时候，他常指着浩渺的天空教孩子们认识天上的星座。
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出生于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家庭，载沣可以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身为监国摄政王时，载沣的岁俸是银15万两；归政退居藩邸后，减为亲王岁俸5万两。清帝退位后，这5万两银从民国支付给清室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中拨给。随着民国拖欠和停止支付优待费，醇亲王的岁俸等也没了来源。天长日久，载沣家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
此外，由于嫡福晋、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花钱大手大脚，昔日的醇亲王府不得不变卖古玩和田产度日。据溥仪回忆：“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好在载沣颇能安贫乐道。金毓章回忆载沣的吃穿用度很简朴：早点主要吃玉米渣粥、白米粥、烧饼、炸圈、煎鸡蛋、小咸菜等；正餐很多时候吃片汤、面条，一顿饭顶多两三个菜；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从天福号等买点炉肉、丸子熬白菜等。
当然，载沣偶尔也会带全家人到外边饭馆打打牙祭，他最爱吃的烩虾仁是必点的。他爱吃的凉拌西红柿也会出现在餐桌，只是糖尿病在身，更多的时候是将西红柿去皮去籽切片后沾酱油吃。至于奶卷、奶酪等满族食品，也是载沣所钟爱的。金毓章童年时候，载沣曾坐黄包车带着他一起去地安门吃奶卷、奶酪，“那份醇厚，仿佛至今还在唇齿之间留香”。
祖父载沣、二伯父溥杰和金毓章都属羊。一家三人属羊，可谓“三羊开泰”，难得的祥兆，这不禁让载沣喜出望外。高兴之余，他又有些担心，原来金毓章出生时距溥任结婚已有5年。5年方有子嗣，不由得让载沣一度疑心金毓章是抱养的，派人抱到他跟前。亲眼看到长孙和自己长得很像，载沣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特意订做了一对纯金大碗，并刻字以资纪念。
这对金碗直到文革时还在，由溥任上交给了国家。此后，醇亲王府的孙辈陆续降临。载沣给每个孩子都定制了刻着孩子小名的玉锁，并细心系着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可惜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玉锁慢慢都遗失了。
金毓章的印象中，载沣对孙辈们很溺爱。贪玩的他，中午常常在载沣所住“畅襟斋”窗外推小车跑来跑去，弄出很大声响。载沣虽被吵得无法午睡，但并不生气，也没有责罚他，只说：“小孩子嘛，是爱玩的，就让他玩吧。”
1928年，载沣曾追随溥仪到天津住过一段日子，期间患下下肢萎缩症，以致行走不便，也因此很少与外人交往、较少下地活动。最多是坐在轮椅里，让伺候他的下人推着在王府花园里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或晒晒太阳，更多时候是在房中看书。
民国时期，载沣较早剪掉了辫子，不穿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新政权成立伊始，他就废除了王府里沿袭多年的请安制，告诉家人“以后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叫‘同志’吧”。因为他的开明，醇亲王府的人真的不穿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以后也真的不用请安了——当然，还是按辈分称呼，而没有就此称“同志”。
思想开明的同时，载沣也有为人刻板、墨守陈规的一面。比如他的弟弟载涛到家中拜访，如果没有提前约好，即便是到中午12点，载沣也要请他回去，不管饭。
更能体现载沣刻板的，是他讳疾忌医以及始终不相信西医的态度。载沣的母亲曾患乳疮，请中医总不见好，他便听从载涛等的意见，请法国医生来看病。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亲王府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载沣以为是要烧自己的母亲，又赶忙叫停。最后只好改为服药治疗。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奇怪发现病人病情毫无好转，就叫他把用过的药盒子拿来看看。载沣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医生一看，这些药一点也没吃，全部完好未动！
不仅对母亲如此，载沣自己生病时也不吃药，他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晚年患病时，他虽也常请大夫来府中看病，看完病后，等吃药时间到了，便叫身边人按照医嘱把药拿来——不是吃掉而是倒掉。他有糖尿病，却未遵医嘱而仍然吃甜食，以致病情给耽误了。
载沣晚年，醇亲王府也经历了沧桑巨变：新中国刚成立时，因为缺乏公众表演场所，他曾将部分王府开放为公众活动场所。据金毓章回忆：“小时候王府的银安殿院内曾经表演过《赤月河》等话剧，很多人到王府里观看演出。”
为支持国家教育发展，载沣于1949年将王府及花园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自己搬到东城魏家胡同46号。此后，醇亲王府成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机关所在地），西侧的王府花园则成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居所（现宋庆龄同志故居）。至于载沣新搬的魏家胡同46号，则是一套三进院子，共有四十多间房。他在魏家胡同才住了8个月，这所房子又被收归政务院。1950年夏，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薄营13号。
1951年2月3日，68岁的载沣因糖尿病转成了尿毒症而医治无效，在利薄营的家中去世。溥仪、溥杰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丧事由四子溥任和弟弟载涛操办。或许，为了吻合其昔日显赫的摄政王身份，和一般人去世用黑色棺材不同，装殓载沣的是64人抬杠的又红又亮的大红楠木棺材。
中国大陆已经取消停灵暂厝制度，经请示有关部门，位于北海后门的嘉兴寺同意载涛提出的停灵21天请求。21天后，本爱好天文地理、无心政治却阴差阳错实际统治大清国三年之久的载沣，归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