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生耿介 求真向善“骨头最硬”
从空中俯瞰北京纵横交错的胡同，很像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厅。胡同两边那些古老沧桑、内涵深蕴的民宅，如同馆内走廊两边古色古香的书柜。书香北京可不是说说而已，多少历史遗存与历史人物作证，那真正是名副其实。你随意走进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兴许就会撞见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京城人何止是见多识广，更可贵是好学深思。
梁漱溟先生曾以中学毕业的学历，受校长蔡元培之邀成为北京大学教授。这样的奇闻，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绝无仅有，恐怕只有在书卷气甚为浓厚的京城才会出现。事实上，社会上全靠自学而成为饱学之士者大有人在，只是缺少像蔡元培校长那样的慧眼与魄力，于是人尽其才便也成了了不得的大事情，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一直在热播国学，而最适合给国人讲国学的人物，非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莫属。他始终如一地褒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学，与批判儒家文化的鲁迅先生形成鲜明对比。他95岁的人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等。
如果说现在不少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自信，持有自尊，倡导自强，那一点儿不奇怪。今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力一天天强大，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文化人借此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心再自然不过。但是，生逢乱世，饱经扰攘，在国家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下，却仍然坚信中华文化伟力无穷者，乃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某是也！
一个胡同传奇近在眼前，胡同生出“中国的脊梁”。
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安福胡同与其北面的紫禁城一样，始建于明代。它东西走向，与中南海新华门南北相望。这条古老的胡同曾与乾隆所宠香妃的名字连在一起，因她的亲眷曾在此定居。历史记载，梁漱溟先生落生于胡同中的小屋，却没有确指。于是，在整条胡同里行走，端详每一个院落、每一间房屋，都倍感亲切，现代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的生命气息流淌其间。
一位皮肤白皙、面庞红润、疑似香妃后裔的老妇人坐着轮椅，在她老伴的陪伴下“散步”。她好奇地拦住我问：“你拿着相机在拍什么？”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我只知道我在想什么。在想梁漱溟先生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也许是安福胡同与铜井大院交叉口的那棵苍翠古树下，也许是在早先清真寺高大的石券门前……
梁漱溟先生的生日适逢九九重阳节，这实在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也预示着他的生命途程是一个登高的过程，在求索真知的学术道路上向上攀登。安福胡同的东口，正好面对国家大剧院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而该胡同的西段，则毗邻北京音乐厅。几乎每晚都在上演的戏剧与音乐会，像是在为安福胡同而祝福，只不过梁漱溟先生不曾听到而已。
胡同生活远比宫廷生活来得自由开放。
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母从不干涉他的思想、行为。“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爱读《三名臣书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星使书牍》（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书籍，写日记，勉励自己。”
他更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国事大于家事、国家命运重于个人生命的人生道理。
父亲梁济（字巨川），清末曾任内阁中书，民国时在内政部供职，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遗言：“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漱溟先生感叹：“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和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之家’和‘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清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是仕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位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父亲梁济对儿子“完全是宽放的”。他在教育孩子这一点上，很有些西方化味道，不让其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他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张士瀛撰）。这在当时是一破例的事。
梁漱溟先生回忆：“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梁漱溟先生先后在北京第一个“洋学堂”，即福建人创办的“中西小学堂”，以及“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和“江苏小学堂”读书。而他得益于课外读物最多，如父执彭翼仲1902年创办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他说：“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从报纸中，他了解了科学知识、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包括“伊索寓言”之类，也知晓了社会新闻和思想言论。对他幼小心灵触动最大的，是报界发起的“国民捐运动”。报人观点是：庚子赔款四万万两，若分年偿付，则为期越久，本息积累越大，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划算。
另一件事也和报纸有关。彭翼仲先生办报经营蚀本，债台高筑，几乎自缢。父亲梁济先生慷慨解囊，拯救朋友于危难。儿子梁漱溟年龄虽小，却能见其大者：“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梁漱溟先生认为，自学的根本，是一片向上心。
“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从父亲和彭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
地安门中学，梁漱溟先生的母校
“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学问！”
寻找梁漱溟先生的中学母校，本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在于今日北京中学生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梁漱溟先生的生平事迹，包括他少年读书的所在。
地安门中学就是梁漱溟先生的母校，其前身是1902年建成的“顺天中学堂”。但地安门中学几年前已经撤销“番号”，如今，其原址是五中分校。
五中分校的门房和教职员工，虽然不知晓梁漱溟的母校“典故”，但仍然很客气地允许我进入校园并自由拍照。其门牌号是地安门东大街127号，在一小巷的拐弯处。
1906年夏天，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明清两代兵将局旧址。他在这里度过了美妙、充实的5年半的读书时光。
“顺天”指顺天府（京兆）。
“顺天中学堂”的洋文总教习，由留学英国海军的王劭廉先生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包括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字琴南）。而英文、数学、地理等课程皆用英文原本教授，可见对学生素质要求很高。当时现代学校初创，学科程度标准不一。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中学与大学也难分轩轾。梁漱溟先生的同窗中，有许多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已做得很好，后来成为学术界知名人士的有张申府、汤用彤等。
韶华壮志，书生意气。
班上，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四位翩翩少年，曾一起在酒楼聚餐，食蟹饮酒。商定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俗气称谓，而是从每人身上缺点、短处摘出一字，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醒。梁的一字之名是“傲”，廖的称呼是“惰”，王的大号是“懦”，而姚的命名是“暴”。梁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年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语不惊人死不休。”
关于中学时期的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
也许人们难以预料，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和《民立报》等。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料。”
那么自学的心得是什么呢？
“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默默地徘徊在五中分校的校园中，尽量搜寻一个叫做梁漱溟的中学生的印记。近百年的岁月已经掩埋了太多的往事，只见唯一的一棵显得分外突兀的龙爪槐，傲然挺立在操场的北端。我和这棵多少年来森然挺拔、凛然无语的古木对视良久，似乎发现了一颗与天地并生而无愧的灵魂。秋风飒飒，吹拂着它依然遒劲有力的枝条与绿叶，行走的人终于寻到了所要追寻。
耳边犹闻一个生命在深情叙说：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西海西沿2号，梁漱溟先生的老宅
“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秋高气爽，北京人指望西山的时候多矣，却容易忽略西海的存在。西海在哪儿？这次行走方知，它在什刹海的西边，景色风光甚为旖旎，给人世外桃源之感。
什刹海，元代名为“海子”。作为一个海子，它是宽而长的一片水域，那宽度足以和长安街媲美。它分为前海、后海、西海。这西海，就是人们常说的积水潭。
《帝京景物略》赞誉这片“海子”：“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今番一游，果然如此。碧波荡漾无际，帆影点缀其间，视野开阔想见洞庭湖的神韵。再加上黄叶纷飞的惬意，更让人举步留恋，不忍匆匆。
从后海南沿，一直走到西海南沿，最后来到西海西沿。一路询问，费力，饶舌。凡大人物或隐逸高人的居所，都不是轻易探访得到的。梁漱溟先生的老宅，确切说是1914年（民国三年）其父亲梁济只花数百元买下的宅院，原为小铜井胡同1号，即今日西海西沿2号。父子二人在这里前后居住的时间跨度长达54年。原来的老宅院格局已经不在，它的一部分成为总政歌剧团舞美队小楼，用来储存货物。
在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前踱步，只见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
“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已然成为热门显学的今天，梁漱溟先生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见解依然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由身出发；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则是理性文化，由心出发。理智着重于外在事功，而理性偏重于内心体验。故西方科学昌盛，而中国玄学发达。他认为中国文化“植基深厚”、“坚卓伟大”，而民族精神见诸儒学者多。他在阐述儒家学说时，说得精辟而透彻：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即仁人之准则，是要在社会里“向上”，在人伦中“相厚”。
他还说，“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它有许多许多特征，被世人指目而数说。这些特征究所从来，一一皆是难题，然而我企图解答这些难题……”
读梁漱溟先生本人生平和他的著述，会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在探讨和解答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难题。于是，行走毋宁说是一种令人兴奋且幸福的发现之旅、探索之旅、问难求答与解疑释惑之旅。
梁漱溟先生是这样说的：
“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来源：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