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儒”家住小铜井胡同

民国初年，时任《民国报》的总编辑孙炳文为报社里一位年轻梁姓记者取了个笔名“漱溟”。不久之后，梁漱溟这个名字，渐渐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崭露头角。

青年时期的梁漱溟

1916年，梁漱溟被蔡元培聘请至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将儒学中的东方哲学、佛学中印度哲学与随着西方知识传入的西方哲学三者融会比较，最终完成了自己一生中重要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著作中，梁漱溟将世界上的哲学思想分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他认为，西方哲学是基于实现物质满足的理性主义“向前看”哲学；印度哲学则是在苦修和思辨中实现精神追根溯源的“向后看”哲学；中国哲学的思想则是在二者之间形成的中庸、调和之道。梁漱溟在书中提出，时下的中国应当接受西方的思想，但要加入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梁漱溟认为，文明只有在遵循了西方思想实现了物质的满足，中国哲学人生观上的调和，最终才会返回到印度哲学中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一方面肯定了新文化运动中接受新思想，改革旧思想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对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些全盘西化进行反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辩护。这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对梁漱溟的观点褒贬不一。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梁漱溟在报刊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在文中梁漱溟写道：“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做得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指出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取，但不能因此便采用违法行为。这种坚持法治、反对人治的思想，伴随了梁漱溟的一生。

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1950年初梁漱溟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

今天的小铜井胡同

梁漱溟在北京时，曾久居在其父梁巨川在西海西沿的小铜井胡同内的书斋。多年来，西海净业湖畔的大街小巷都曾见证了这位“中国最后的大儒”的工作与思考。

来自|《什刹海文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