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阜街的今昔变化

定阜街位于德胜门内大街东侧，东西走向，全长470米，与护国寺街隔街相对。这条街明代称定府大街，最早在这里建府的是明初朱元璋的大将徐达，他攻下元大都后，改城名为北平，将其府邸设置于此。因为徐达战功赫赫，朱元璋封其为魏国公，赐有免死铁券。其后，徐达之子徐增寿追随燕王朱棣，立下大功，朱棣登基，迁都北平，追封徐增寿定国公，其子世袭定国公爵位，在此街北侧兴建定国公府，这条街因此得名，清代一度称之为定府楼街，民国以后，街名又改回明代之称，将“府”改为“阜”。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定阜大街”改为“定阜街”，沿用至今。

在定阜街内，至今保留着两座清代王府，分别是位于胡同西侧的庆亲王府和东侧的涛贝勒府。

坐落在定阜街西侧的庆王府，本是大学士琦善宅邸，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琦善擅自许诺割让香港予英国，因而获罪，被抄没家产，咸丰年间清廷将这所住宅赏赐给奕劻。奕劻是庆僖亲王的后人，靠迎合慈禧太后青云直上，光绪十年晋封为庆郡王，其住所也升格为王府。晋封后，奕劻对王府大规模改造，府邸东西长400余步，南北阔230余步，呈长方形，拥有5进院落。

庆王府中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绣楼，因其平面呈“卍”字形，被称为“万字楼”。民国以后，庆王府逐渐衰败，1940年奕劻之子载振将庆王府变卖，新中国建立后至今，庆王府一直由部队机关使用。

涛贝勒府原为康熙十五子愉郡王允禑居所，1902年，光绪皇帝之弟载涛承袭贝勒爵位，迁入该府，府邸由宅院、花园、马厩三部分组成，院落六进，房舍五六百间。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皇亲国戚断了皇粮，只能坐吃山空，载涛也渐渐陷入困境。

1925年，载涛将贝勒府以16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天主教教会，教会在花园南侧的空地兴建起了辅仁大学教学楼，府邸开办辅仁附中，招生施教。

1951年，辅仁附中改名为北京第十三中学，辅仁大学也在第二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在抗日战争中，定阜街内的辅仁大学由于教会背景，没有沦入日伪手中，成为当时不用悬挂伪旗、不用必修日语的少数学校之一。

闻其消息，那些留在北平继续工作的学者，想继续学习的青年，纷纷投向辅仁大学。

随着国土的大片沦丧，辅仁大学师生们的地下抗日热情也越发高涨。校长陈垣经常利用授课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张怀、英千里等辅仁大学教师便成立“炎社”，以明末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顾炎武为楷模，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爱国思想，抵制奴化教育，搜集日伪情报，向后方输送抗日青年。

1944年，因混在学生之中的特务告密，“炎社”30余名师生被日寇逮捕，史称“华北教授案”。1945年7月15日，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辅仁大学在押全体师生得到假释，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受到了辅仁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监狱的1年零4个月里，被关押的辅仁师生顶住了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与日寇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今年83岁的刘德成老人年轻时曾是光明日报的印刷工人，1963年从东城区搬到与定阜街一街之隔的龙头井街16号院，谈到定阜街的过往，老人记忆深刻的便是打定阜街走过的3路公共汽车。

据他介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3路公交车从地安门始发，穿过定阜街，开往护国寺，最终到达动物园。“那时候‘定阜街’还叫‘定阜大街’，街的东口就是3路公交车站牌，站名就叫定阜街。我经常坐3路公交车到地安门副食店买东西，车很小，差不多和现在的中巴车一般大，座椅是木制的，包上人造革，车能座30个人，由于车厢狭窄，售票员只能站着售票。”

“别看胡同窄，那时3路公交也是能双向行驶的。后来因为胡同里客流量少，3路汽车也就不在定阜街上行驶了，居民们也都去平安大街坐公交车了。”刘德成对记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