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北距城墙数十步，今称新街口豁口的通道没打开以前，城内外交通都从西直门出入，这里人迹罕至。1952年军委总政文工团利用梁氏故居的西院修建排演场，同年梁漱溟也准备从借住的颐和园住所迁居城里，将南北屋修理一遍并加盖三间小西屋，将大门从南向改为东向，亦即面对着潭水。他亲自在庭中种下海棠和丁香各二株，梨、杏各一株和一些草本观赏植物。从1953年起，梁漱溟在这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积水潭一带自然留有不少他的足迹。日记中常见他写有:“雨后湖景甚佳”，“沿湖散步一周”，“沿湖散步至后海”等。有一个时期，每当清晨在汇通祠大门前也常见他习拳锻炼的身影。当然，他更多的时间是用于思考和著述。

梁漱溟认为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便是在这里写成的。此外，如《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和《儒佛异同论》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后者且是在文革抄家之后，两手空空全无资料的情况下写的。他在《儒佛异同论》的“附记”中说:“我于1966年8月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一切衣服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此时我初颇不释，但旋即夷然不介意。闲暇中写成此稿，既无一书在手，全凭记忆以着笔。9月6日写出论一，嗣于11月10日写出论二，其论三则不复记于何时写出矣。”

“破四旧”时，“桂林梁先生读书处”匾额和对联均被砸碎烧毁，“梁巨川先生殉道处”碑也遭砸碎，不知去向。梁漱溟起先还住在由大门道改成的南小屋后又迁居鼓楼铸钟厂胡同十六号，迄他1988年逝世，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积水潭经过全盘规划、大兴土木，成为一新旅游点。梁氏故居则由七户人家迁入成为一杂院。地近交通孔道的西海西沿二号又会变成怎样，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