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轴心的文化集合体，是人们在水事活动中创造的以水为载体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

一、北京水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历史上北京就是缺水的城市，人们在对北京的河流湖泊的治理与开发保护过程中，兴水利、除水害，不仅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北京的水文化。早在三国时期，在与永定河斗争中，建堤筑坝防洪水，同时开车箱渠引水灌溉；元代为了把运河修建到大都城内，施行了跨河调水——修建白浮瓮山河，引来了温榆河上游泉水入城。在北京城市中心扩大积水潭，美化了环境，成为京杭运河终点码头，达到水资源最大的综合利用。

什刹海

正是京杭运河带来的全国各地文化的大交流，促进了北京运河文化的形成。随着运河的通航，各地区各民族，通过京杭运河，迅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传播到京城。元大都中后期，从中原和江南地区来到大都定居的人，把当地文化和风俗也带到都城。比如南方人养鸟的喜好，很快传到京城。在鼓楼南和什刹海沿岸，都有很多鸟市。元史记载大都市民养鸟数量庞大，一次政府从市民采购10万只用来放生。北京提笼架鸟的习俗，从元代影响至今不衰。

   二、什刹海水域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及社会价值

1．什刹海水域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元大都城规划的依托，明代规划改造北京城的重要因素。

元大都城建设规划设计者刘秉忠，是按中国传统都城设计的。首先放弃原来中都城，而挑选在其东北郊的“海子”周围建新城。将其南部围在皇城内，称太液池；将北部作为运河码头，称积水潭。从大都城市图中可以看出，正是以积水潭东岸为全城的中轴线，以积水潭的宽度为中轴线至城市东城墙的宽度。而积水潭的东北角位置，也正是大都城市的南北中心线。因此，什刹海（积水潭）水域成为大都城规划的中心和新城的依托。

什刹海一角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对大都城进行改造。由于积水潭外湖和坝河（今北护城河）的存在，将大都城区拦腰分为两部分，造成南北交通上极大的不便，从而严重影响大都北部城区的发展。因此明代改造北京城时，首先放弃了不繁华的北部城区，将北城墙南移到坝河以南，并将积水潭西北角的水域切割在城墙外，即后来的北太平湖。另外，还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移了二里，形成今日北京城的内城。总体上看，元、明北京城的建设与改造都和城市中的什刹海水域密不可分的。

三、什刹海地区一直是首都重要的经济中心

 元大都城的规划力求体现《考工记》 “前朝后市”的原则，即南部是宫城区，北部是商业区。大都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就集中在中心阁及附近钟鼓楼周围。据《析津志》记载，有米市、面市、鹅鸭市、段子市、皮帽市、珠子市、沙刺市、铁器等，都在积水潭周围。开凿通惠河之后，全国各地的商人，用船运载货物来大都。《大都赋》称“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各路货物都要在积水潭上岸，进行交易。这样在积水潭岸边的斜街（今鼓楼西斜街、烟袋斜街、白米斜街）及附近出现许多商铺、货栈、茶肆酒楼，形成大都城商业中心。而斜街附近，则是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大都城像一个商品的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城市运进这些少见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上千车。”

明代北京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北安门（今地安门）以北地区。后来新街口、德胜门也逐渐形成繁华的市场。明代北京有三大市：东大市（东四）、西大市（西四）和鼓楼斜街，其中以鼓楼斜街最繁华。因为这里集中了比较多的政府官员、王公大臣、旅游过客、工匠百姓、军队士兵等各阶层的消费者。

清代北京市场中，最繁华的交易市场还是以粮食和水产为主的鼓楼前及西斜街市场。市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烟袋斜街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斜街之一，清乾隆时民间还有“南有琉璃厂，北有烟袋斜街”的说法。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遭到极大破坏。

晚清出名的荷花市场，要追溯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4）。开始有人在前海北沿开设茶楼，可以品茶赏荷，生意兴隆。以后四城其他商人和艺人都聚在这里，十分热闹，“荷花市场”的名称逐渐誉满京城。1920至1936年间是荷花市场最繁华时期，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停办，1939年重张，到1948年关闭。直到1990年立牌坊，由启功先生题字，荷花市场重新开办。

四、什刹海地区文化成为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刹海成为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积淀了上至皇亲国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的深厚的各阶层文化。这里北京的风俗文化，组成了老北京的历史。什刹海地区的漕运文化、宗教文化、王府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等，成为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什刹海地区的漕运文化

漕运，不单单是一个物质体系，更是一个文化体系。漕运文化是农业时代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而中国运河及漕运，是一份历史继承性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自然遗产。漕运文化包含与漕运有关的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漕运文化的物质形态可概括以下几个方面，漕粮征收地域及运往的目的地；漕粮的品质和名物；漕运水道（运河）及行船建筑物；漕船；仓储；漕运文化的非物质形态，包括漕运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以及历史文献等。

什刹海从最早的泊船码头功能起，从“轴轳蔽水”的鼎盛元代开始，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北端和漕运的目的地，同时进行着孜孜不断的文化交流，并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漕运文化。明清什刹海虽然不再泊漕船，但仍然是通惠河的供水水库。漕运是中国古代国家机器运行的生命线，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北京作为首都的保障。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漕运就没有北京城，更不用说北京的文化。元明清三代北京的漕运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为了漕运的所有建筑、工程及其管理上规章制度等的庞大系统，近800年间的人物、业绩等等无不包括在漕运文化之中。

银锭桥

2）什刹海地区的宗教文化

北京历史上一直是宗教聚集的城市，各种宗教的传入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各教各派在北京都可以和谐相处，因为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京师，不允许任何一种宗教“独尊”。自元朝建都至今数百年来，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源自不同地域的宗教，都在这里扎下了根，并保持着繁荣。北京人已经习惯看着大街上葛衣麻履的和尚、道士，或者白巾黑袍的修女匆匆走过。

佛教最迟在西晋传入幽州地区。元朝奉行“诸教皆为我所用”的宗教政策，尤其对藏传佛教给以重视，如什刹海地区的崇国寺（即护国寺）。明清什刹海周围更是京城中的“海天佛国”，其中“九庵十刹”最负盛名。明清佛教寺庙中以广化寺规模最大。广化寺始建于元末（1342年前后），元代高僧溥光之曾在这里住持寺院。明初寺院荒废，据碑文记载，成化与万历年间寺院进行二次重修，重建后的广化寺成为净土宗寺庙，规模宏大。禅宗临济派大德自如和尚接任广化寺方丈后，得到中兴。清代，广化寺“殿堂廊庑，规模宏大”，成为京城有较大影响的净土宗佛刹。道光六年(1826)重修了殿堂僧舍。清末民初，广化寺一度成为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不久迁馆它处，广化寺又得到恢复。1989年8月广化寺举行了佛像开光及修明方丈升座仪式。2001年，广化寺创办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遗存，也成为什刹海地区重要的文化景观。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也得到元朝廷的重视。什刹海万宁桥边的火德真君庙历史最悠久。据说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元至正六年（1346）重修，明清不断修葺。另外位于烟袋斜街的广福观，始建于天顺三年（1459），曾经是明朝管理全国道教事务“道录司”所在地。

伊斯兰教在辽代已经传入北京地区，元大都中色目人中很多是伊斯兰教的信徒。《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代穆斯林在大都的活动有的担任重要官吏，有的经商，政治地位比较优越。七下西洋的郑和是回民，家住什刹海边的三不老胡同。在积水潭周围，已经有回民沿京杭运河来到这里经营清真食品，很受欢迎。清代什刹海边一直保持有两座清真寺。

在1950年代，什刹海地区的天主教堂、修道院、基督教福音堂等，还有12处之多。现存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北堂，最初是在中海西岸紫光阁以西（相当今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斜对过）。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将该教堂移至西什库，保存至今。这对什刹海天主教传播有很大影响。

北堂-西什库教堂

另外，什刹海地区还有很多祠堂建筑，清代关岳庙是北京最大的祠堂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一提是在什刹海地区有与运河和祭祀水神有关的建筑，如在龙头井胡同曾经有一座妈祖庙。妈祖原本流行于沿海地区，元代海运大发展，在运河的终点码头也要祭祀。在西海北岸，明初为了预防水患，建有镇水观音庵，清乾隆年间重修，更名汇通祠。1986年重修后，设立为郭守敬纪念馆。

3）什刹海的王府文化

北京因为是封建王朝所在地，代表性文化应该有几个层面，首先是皇家文化，与之密切相关的王府文化，然后是首都特有的士大夫文化，以及市井（平民）文化等。因为什刹海地区最靠近皇城，王府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则最具代表性。

北京王府制度始于元朝，主要在皇城内和近旁，详情不可考。明初首建的燕王府，就是由元宫城改建而成。清代不设郡国，不让封王外出就藩，赐府集中于京城之中。北京现存王府都是清代修建。什刹海地区是王府集中区，数量多，规格高，保存好。其中最著名的有恭亲王府、醇亲王府、庆亲王府等，列为国家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花园曾是乾隆宠臣和珅的私宅，后由慈禧赐给了恭亲王并因此得名恭王府。

恭王府花园一隅

每个王府在清代历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演义出一幕幕令人瞩目的篇章。因此，王府文化与皇城文化联系最密切。王府本身的事迹和人们对于王府的一切关注，首先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文学戏剧作品，就构成王府文化的一个侧面。有人分析，曹雪芹的《红楼梦》描写的，就是典型的王府生活，以及王府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4）什刹海地区的士大夫文化

应该说，什刹海的士大夫文化是首都特有的文化层面。所谓士大夫阶层，相当于今天的白领阶层和稍高一些的知识阶层。元明清时期北京士大夫阶层最集中的地方，就在靠近皇城的什刹海。士大夫文化历代都是国家文化的中坚和时代的代表，这样的文化传承七百多年都没有改变。

《析津志》记载：“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每年的新科进士受到皇帝恩崇后，都要到海子岸边万春园来，会见同年。新科进士宋褧曾经写《同年会》诗，并自注：“泰定元年（1324）登第……四月二十九日会于海子岸之万春园”。万春园位置大约在今火神庙之北。据统计，元明清三朝有18个“宰相”级别的大官居住在什刹海地区，如元之脱脱、明之李东阳、清之明珠、张廷玉等。历朝还有七位状元在这里活动和居住，如元代宋本、明代吴宽、清代于敏中等。近代还有一些著名大学（北大、燕京、清华、京师大学堂等）的教授居住在这里，或者在这里活动。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在海子上，与年轻的诗人李材缔结忘年交，成为佳话。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出生在海子西涯，曾经写过许多关于海子的诗，称赞这里是“城中第一山水”。清代军机大臣张之洞，曾经与当时统筹“新政”的政务处同仁聚集在什刹海赋诗，看到李东阳故居一带已成稻田，感慨写到：“对岸乔林付爨烟，荷花愈少愈堪怜。虽然不是沧桑事，但惜西涯变稻田。”

明代许多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的流派都曾经在什刹海活动。如万历年间湖北公安袁氏三兄弟，在今护国寺创建葡萄社，倡导公安派的文学革新主张，反对复古主义。他们经常在什刹海边畅游赋诗，影响很大。另外有茶陵诗派、前后七子、竞陵派等缎很有名。清初词人纳兰成德（满族）、阳羡词派代表陈维崧、浙西词派朱彝尊三人风格各异，但常常在一起后海北岸纳兰成德家的渌水亭切磋。纳兰成德是朝廷重臣明珠之子，他淡薄名利，常常与当时的名士游宴赋诗，题材多写什刹海风光，著《渌水亭杂识》。清代乾嘉四大书法家也喜欢在这里活动。

5）什刹海地区的平民文化

什刹海虽然自元代以来就是城市的中心区，但一直都是城市平民可以自由活动区域。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城市平民文化。什刹海周边是胡同比较集中区。北京的胡同文化一是它的建筑风格、面貌，另一个是它的居民。应该说，胡同文化还不完全等同于以天桥为代表的“市井文化”。胡同产生于元大都时期，历明清不断发展，是内城平民创造起来的文化。北京南城没有标准的胡同，居民的流动性更大，移民比例更高，其文化自然与世代定居的内城平民有许多不同，但都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的历史文化是居住在那里平民参与创造出来的。什刹海文化具有非常可贵的平民性。什刹海地区有大量的胡同和四合院，如金丝套地区的大、小金丝胡同，南、北官房胡同和后海北沿的鸦儿胡同以及白米斜街、烟袋斜街等。依托胡同和四合院，什刹海地区自元以来，就有许多富有特色的民裕活动，如放荷灯、泛舟游湖、宴饮赏荷、冰床围酌等。至今，一些有生命力的民俗活动仍然在什刹海地区大量存在。

烟袋斜街

五、北京的水运与交通，促进首都文化的形成

从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看，自古就是缺水的城市。在先民们不断改造下，使自然孓遗的湖泊水体，成为城市中心区最大的水面什刹海。因此北京文化形成，就与这些水体的改造密不可分，必然也反映出该地区文化的核心与特色。明代中原和江南的风俗，传播到北京地区，许多都是辽金元三代所没有的南方民俗，逐渐在这里流传开来。

什刹海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产生什刹海地区文化核心与特点的基础。而什刹海地区水文化，就是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区别其他文化最显著特色。因此什刹海地区是历史与现代发展的重要载体，历代对什刹海的建设与保护，促成水文化在地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水文化的发展也体现出对这一地区的生态文化与环境保护程度。

首都文化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京杭运河带来的全国各地文化的大交流。随着运河的通航，各地区各民族，通过京杭运河，比较迅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传播到京城。元大都中后期，从中原和江南地区来到大都定居的人，把当地文化和风俗也带到都城。比如南方人养鸟的喜好，很快传到京城。在鼓楼南和什刹海沿岸，都有很多鸟市。元史记载大都市民养鸟数量庞大，一次政府从市民采购10万只用来放生。北京提笼架鸟的习俗，从元代影响至明清不衰。

明朝的皇族和许多官吏，都直接从南方迁居到北京，对上层社会习俗文化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很多方面也促使北京文化的发展。清代更多的北方地区的文化，对首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首都文化更具有兼容性和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也促进首都文化形成。

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十分重视对什刹海地区的保护与开发，逐渐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北京旅游景区。人们无论走在胡同里或泛舟在海上，都能够亲自体验和领略古都北京历史与现代文化，体验无处不在的首都文化。

积水潭成为大都城中最具特色的风景名胜区，是有几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新建的大都城内只有这一处大的湖泊水体可以向公众开放，太液池为皇家所独有。因此，“十里烟波”与远处西山交相辉映的积水潭，自然成为都城人游玩时的首选之地。二是这里靠近皇城，让人有“天上广寒宫阙近”的感觉，自然成为“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愿意来的原因。三是潭内荷花盛开，已经成为都城人争向观看的一景。四是积水潭是浴象的地方。元惠宗时任集贤大学士的许有壬，在《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的词中写到，“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垂暖香云何处一声箫”。由于海子沿岸一带地居要冲、歌吹发达，世家贵族、官僚贵戚开始在沿岸构筑宅邸园亭，积水潭一带出现江南景色。《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讲到元皇宫太液池的后面时，说道“更北之一别湖”以荷花闻名，从位置看应该是什刹海无疑。元末高丽人李穡也曾经游过什刹海，并写诗《屧步海子旁》，有“隔岸好楼台，波间倒红壁”之句。

明代迁都北京后，重臣贵戚纷纷在什刹海畔营建私邸宅园，又成了名园荟萃之地。文人墨客逐渐聚会于此，什刹海周围风景园林逐渐兴盛。最初以净业湖（今西海）畔最为集中。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有莲花社、虾莱亭、漫园、定园、镜园、定国徐公别业（太师圃）、刘茂才园、湜园、杨园”等，都是明朝达官显贵的花园。明朝的什刹海，漕运的喧嚣减少了，但是多了文化的积淀，沿岸鳞次栉比的祠寺庙堂、花园别业，奠定了这一区域的文化氛围。清代什刹海水继续减少，沿岸格局并无大的变化，只是因朝代更迭，名宅赐第，转瞬易主，沿岸原明代的宅园别业或衰落，或为清朝府邸所代替。在白米斜街有清末军机大臣张之洞旧宅。张之洞很喜欢什刹海，并自称其宅为“德胜桥东第一宅”。

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是醇亲王府西花园的一部分。从1963年起，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直至逝世。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晚年住在前海西街18号。1963年郭沫若迁入什刹海西畔这座庭院式的四合院里，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在什刹海边的柳荫街，曾住过十大元帅中的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