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元先生与什刹海
单士元先生不但是当代著名的明清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和档案学家，也是研究什刹海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
人们对单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单先生对什刹海历史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从事学术研究，后者用于倡导保护。
1925年初单先生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之后，对什刹海地区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及文化遗存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其中以1927年底写的《谋刺载沣地点及汪兆铭供词》和1938年写的《清恭亲王府沿革考略》最具代表。
1910年3月初，汪精卫、喻培伦等几位青年，商议谋杀清廷要员，想以此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经过周密策划，他们把谋杀目标选定为住在后海北沿的摄政王载沣。他们发现载沣上朝时，每天都要经过摄政王府东侧的一座小石桥。这里树木葱郁，环境极为僻静。他们决定事先在桥下埋设炸弹，等载沣过桥时，引爆炸弹。3月23日凌晨他们在桥下埋设炸弹时被路人发现，刺杀摄政王计划落空。事后汪精卫等人被捕入狱。当时社会上传言汪精卫在狱中有供词达万言之多，但诸多刊物发表的供词却出入很大。另外对于汪精卫等人埋炸弹的地点上，社会上多有在银锭桥下的传言。
1925年初，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珍宝和古籍文献及档案史料，以建立国立博物馆向民众展示。18岁的单先生在清点档案时发现汪精卫被捕入狱后的供词。其中有“二十三日晚间，独乘人力车拟在什刹海小桥埋藏炸弹，车夫走后，密往小桥下掘土安置铁坛电线等件……”当时参与清查文物成员多来自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根据这些档案史料，想编辑出版一本名为《文献》的小型刊物。单先生将汪氏供词手抄件送给老师，之后《文献》刊登了汪精卫的供词。
1927年单先生在整理清军机处折包档案时，再次发现了汪精卫的供词，并附有相关奏折，而这里的档案资料与1925年《文献》上刊登汪精卫的供词有很大出入。单先生对两份档案认真研究后，撰写了《汪兆铭埋炸弹地点及被捕后的供词》一文。
单先生在文章提到，“所藏炸弹地点是在载沣府第稍东，与什刹海河套相连处有一水洼，以青石板垒一小桥通行，在其北有明代古寺瑞应寺，现已拆建为学校。在七、八岁时，先君常携余兄游德胜门果子市、糖市，或去西城护国寺庙会，途径甘水桥，其时水洼青石板桥尚在，水洼近枯，石板落荒。先君曾指此桥对余辈告知，昔日革命党在此小桥下曾埋炸弹谋杀摄政王。”
单先生文中提到的“载沣府第稍东与什刹海河套相连处有一水洼”，据专家考证为现在的后海北沿31号至33号之间，即甘露胡同偏东一点的区域。“甘水桥”，特指甘水桥胡同，亦简称为“甘水桥”，1965年变更为甘露胡同。“青石板桥”，民间把这座石板桥称作“小甘水桥”，亦称“无名桥”。
民国时周肇祥先生撰写的《净业湖访古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循岸行，过大藏龙华寺。门挂薜荔，风吹若拂带。推门入，有豪奴拒客，云是摄政王府私庙，无佛亦无僧也。笑而出。渡甘水桥，清摄政王府禁卫军，步军游缉队、警察守卫所至今未撤。”文中的“渡甘水桥”一词，说明当时的套河还没有断流，桥梁也保存完好。而“清摄政王府禁卫军，步军游缉队、警察守卫所至今未撤。”也说明甘水桥紧挨着摄政王府，虽然满清政府早已推翻，但是民国政府还是派重兵把守。
对于汪精卫被捕后的供词，单先生写到，“从清军机处所见折包档案，从语气观之，此供词应当为汪兆铭自写供词无疑。洋洋篇幅文字是汪氏当日对国际形势观察之后说明的看法，以及当年清王朝末期拟改立宪为饵，来制止革命的分析，是主要的内容。”
单先生此文章公开发表之后，人们不但进一步了解了汪精卫供词的真实情况，也确定了汪精卫等人刺杀摄政王未遂事件案发地的所在位置。
1936年，辅仁大学陈垣、英千里、沈兼之等先生邀请中国营造社的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刘致平和单士元等先生到恭王府参观。参观后陈垣先生希望单先生对恭王府加以考证，梳理出恭王府历史沿革的脉络。经过一年多研究，单先生写出了《清恭亲王府沿革考略》一文。
单先生引据《清实录》、《内务府档案》以及清人笔记等史料，结合实地考察，论证出恭王府前身是庆王府，庆王府前身是乾隆朝和珅的府邸。和珅府邸之前虽然有诸多说法，但因“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
单先生《清恭王府沿革考略》发表不久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周汝昌先生在谈及恭王府历史沿革时认为，“想起研考恭王府，最早而又极有贡献的文章当推单士元的《清恭亲王府沿革考略》”。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单先生的论证始终是研究恭亲王府历史沿革的主流观点，堪称“研究恭亲王府的开山之作”。
假如翻开北京地图，读者很可能被北京城西北部一串由西北而东南延伸的湖泊所吸引。它们犹如一颗颗晶莹碧透的翡翠，镶嵌在北京的大地上，什刹海便是这众多翡翠中的几颗。什刹海曾叫“白莲潭”、“积水潭”、“海子”、“玄武湖”、“北湖”等不同称谓，而“什刹海”这一名称出现，经单先生考证为明代时期。
单先生在《对什刹海的感情》一文中写道，“儿时生于什刹海，不识什刹海名称之渊源。传说在大片湖泊周围有古刹十，因而得名。余不敏，未能深考。多年来只沿故老传言名之。早年在什刹海畔德胜桥，有‘什刹海禅林’古庙一座，其碑为明万历年间建。据此，什刹海之名称在明代已有矣。”
后来单先生在广化寺见到一块清咸丰二年（1852）所立的《重修广化寺碑记》，碑文为清代督抚徐继畲所撰写。碑文上刻有“都城西北隅有巨浸曰什刹海，以环海有丛林十故名。广化寺者十刹之一。”单先生看完之后，认识到什刹海名称的形成还与什刹海周边众多庙宇的有关。而徐继畲的撰文，“为什刹海留下历史的掌故，弥足珍贵”。
1990年之后，单先生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与有关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文化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研讨会和专家论证会。针对什刹海地区历史悠久，多园林建筑、多寺庙、多王府的特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各种会议上单先生还力主保护什刹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和修复文物古迹，主张恭亲王府和醇亲王府修复后开放；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保护好什刹海地区的胡同、四合院、河湖水系等。单先生还为修葺一新的银锭桥题写了桥名。
单先生对什刹海富有感情。他在文章中写道，“今此地仍具有旧都风貌，即城市山林之意境。漫步其间，无闹市嚣杂之扰。可远望西山，近看湖水。河边绿柳成行，俯视游鱼可数。古刹邻其旁，时闻老僧钟磬木鱼之声，别有境界。进入长短胡同与大小四合院，又得观风问俗之乐。倦游矣，小坐湖畔有怡然自得之趣。”
单先生为人低调，态度谦和。他和读者们对话，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娓娓道来，而这些极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单先生仅仅认为是“炉边闲话”而已。
作者：渌水庭院
